邪恶帮

慰安妇口述:我被日军轮奸的故事,日军轮奸我的性爱经历 图文无关

什号村很偏远，从保亭县城到什号村不通路，也不通车，地图上也找不到它的确切位置。花了一两天的时间，我在小县城里四处打听去什号村的方法，人们大都不知道这个小村子，偶尔有人知道，也都说那里不好找，更不好去。我有些不相信，就这么小的一个县，那么大的一个村庄能不好找到哪里去?

于是我决定租车，自己直接去找。在这个不大的县城里，出租车的生意并不好做，开出租车的也都很热情，但当我说要去什号村时，他们便都不再理会我，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就有人真诚地告诉我：伤车，那里真的不通路，去不成。这时我开始相信什号村不好找的说法了。

第二天一早，以正常租金的两点五倍，终于租到了一辆愿意载我去什号的出租车。在接受我预付的租金时，出租车司机一脸的悲壮。而这时，天却开始下起了雨来。

路很泥泞，车总是陷到泥坑里，走不了多远我就要下来推一次车，红色的泥浆和雨水将衣服裱得铅一样沉，路两旁的杂草树枝狠狠抽打着我和车身。什号真的并不好找，路很乱，蛛网似的在山间四处延伸，我们在树林里，在长着茂密植被的山野中盲目地穿行。司机常常会突然停下车，扭头问我：还往前走吗?

当司机再一次扭头问我：“还往前走吗?”我有了一丝犹豫。沉默了一会，我告诉司机：还往前走，去什号村。而这时司机也作出了他的决定：他不再前行。司机讲出这一决定时的表情，就如当初接过我递给他的预付金时一样，一脸的悲壮。司机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找了一位熟悉路线的村民，让这位村民用摩托车载我继续去什号村。

什号村终于找到了，就在一条宽阔而又湍急的河流的另一边。沿着河边上下绕了很长的时间，没有找到通往河对岸的桥。雨还在下，河水还在往上涨。摩托车驾驶员望了一会河水，又转过来望着我，说：回吧。

我不能不去什号村。看我挽起裤管要过河，摩托车驾驶员先说不行，但见我已经下水，他就赶忙到树林里折了根树枝给我，要我拄着它一探水的深浅。在摩托车驾驶员的指导下，我顺利地过了河，走进了什号村。

什号村有一百多户人家，村庄紧挨着河流，一间间的房舍散落在河岸的树林里。由于交通不便，这里村民们大多仍用当地特有的一种木材和石料建筑住房。进村后不用打听，就有村民主动上前询问你去谁家。

我见到了林亚金。

林亚金：那是1943年的10月份，一天，我和谭亚銮、谭亚隆还有李亚伦4个人正在稻田里收水稻，突然听到邻村方向响起了密密麻麻的枪声，因为害怕被子弹打中，我们就都趴在稻田里，一动也不敢动。等枪声停了，才探出头朝刚才响枪声的邻村方向看，也不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背后正有一队日本兵朝我们悄悄围过来。等我们发觉后面有日本兵的时候，已经迟啦，谁都跑不了了。

那年我17岁，村里人都说我长得漂亮，想和我好的青年不少，也常有人来提亲，但我不愿意，打仗的年头太乱了。没想到就给日本人抓去糟蹋了。

日本兵押着我们4个姑娘，翻过了一座山，到了崖县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子叫什漏村。
 

到了什漏村后，村里没有一个人，村里人都在日本人到之前，躲起来了。我们4个人就被分开，关在4间茅草屋里，茅草屋是逃走了的村民留下的空屋。

日本兵四五人一伙，找我们一个一个地问话，主要问我们抗日游击队在哪里。我们哪里知道抗日游击队在哪里啊，没人回答得出来，再看着日本兵又那么凶，就都害怕得哭了起来。

记得问我话的4个日本兵中，有一个翻译。日本兵问完话就走了，把我一个人锁在了屋里。第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傍晚，来了另外4个日本兵，其中也有个翻译。他们问了我几句话后翻译就退出去了，翻译临出去时对我说这三个人是当官的。这天晚上，我就被这三个当官的轮奸了。这三个当官的都不是人，当时我痛得直喊，他们就扇我的嘴巴，不让我喊，一直捱到他们倦了才停下来。

从那以后，夜夜都有日本兵来我这里，每次3至5人不等。有时候好几个一起来，一个强奸，其他的在一边看，还笑。天天如此。

每天三顿饭，有伙夫送来，每顿一个饭团和半条鱼，有时是一小块猪肉，但我由于天天被糟蹋得浑身酸疼，饭也吃不下。

白天被关起来，大小便都不自由，夜里被弄得死去活来的，就想逃跑，茅屋外面，有木板搭成的岗楼，几个当兵的轮流着站岗，跑不了。

在什漏村过了10天，我们又被送到了南林据点，关进一间铁皮盖的房子里。

南林日军据点离林亚金和谭亚銮、谭亚隆还有李亚伦家不过两三里路。但即使离家这么近她们也不能回家，当时家里人也得不到她们的任何消息，更不知道她们在哪里、不知道她们是死是活。那时，林亚金曾想到过死，可再一想自己假如就这样死了，家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死在了哪里，还有自己真的死了，多病的父母谁来照顾?想到这些，林亚金就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得忍辱活下来。林亚金：在南林据点关了不久，他们就又把我重新押回什漏据点，有6个日本兵押送，前面3人，后面3人，怕我逃跑。

回到什漏据点，还是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不过这回可以走出屋子。据点边上驻有一个中队伪军，中队长是当地黎族人。因为是同乡人，我就壮着胆子认他为大哥，恳求他救我出去。我向他诉说自己的苦处，我说，这不是人生活的地方，日军每晚都来轮奸我，连月经时也不放过，只叫我洗一洗下身，擦干了他们又来强奸，弄得满身经血。他当时听了也没有什么反应。

一个多月后，我生病了，皮肤发黄，浑身浮肿。伪军中队长见我可怜，就向日军求情，说我生了病，家中母亲也眼看着快要死了，就让我回家探望一下，顺便也好看医生吃药治疗自己的病。日军见我一副焦黄的样子，也没有了兴趣，这才同意放我回家。回到家，才知道父亲真的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剩下母亲和我。当时，家里没有钱，母亲就让我到什丁村姐夫家去吃草药治疗。在姐姐家吃草药吃了两个多月，身体一点点有了好转，那时已经是1944年的初夏了。

不久，弟弟生病，在县城里医治，我去探望。去县城的路上必须要经过一个日军哨所，本来想悄悄溜过去，但是就在走近哨所的时候，偏偏又遇上了3个日本兵。这时正好周围也没有什么人，日本兵就拦住我，叽哩呱啦，动手动脚，虽然我听不懂，但心里明白，今天又遭殃了。我转身往回跑，但跑不过日本兵，他们从后面抓住我就往路边的山坳里拖……本来我的身体就很虚弱，再受他们这一糟蹋，我就受不了了大声哭。这个时候，正好一个老伯下地看水路过此地，他听到我的叫声，就扛着锄头赶过来。这时日本兵已经把我糟蹋完了，他们就扔下我溜回哨所去了。老伯见我衣服被撕破了，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就一边骂着那些畜生，一边扶我起来，叫我跟他回村里去。我当时两腿麻木，走不动，老伯就把我背到他的家里。一直到第二天我的感觉才好了些，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去县城了。回家后，我连门也不敢出了。

听别人说，和我一起被抓到什漏据点的谭亚銮、谭亚隆、李亚伦也遭尽了日本兵的折磨，她们一直到日本人投降后才回南林老家。当时我生病，也不能去看望她们，只听乡亲说她们3人个个皮肤蜡黄、全身浮肿，回到家里后都在家服药治病。1946年春夏之间，她们都先后死了。

1951年初，林亚金嫁到了离家较远的什号村。婚后林亚金一直没有告诉丈夫自己被日本人抓去过的事。林亚金和丈夫怀过一次孩子，但孩子死在了肚里。结婚一年后，丈夫也死了。后林亚金不再嫁人，她曾说过：怕人家知道了我的事情后会打骂我。

林亚金有两个养子，养子吉家贤，养女吉秀莲。现在老人和吉家贤住在一起，吉家贤今年56岁，有6个儿女。

老人不愿意当着后辈面讲述自己的往事，我们的谈话是在离吉家贤家不远处林亚金原来住的那间已经快完全倒塌的小屋边进行的，我们就坐在小屋的屋檐下。林亚金在讲述往事时，雨水就顺着屋檐上黑色的木椽一直慢慢往下淌着。